东北民企纾困 如何跨越“三座大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民营”“小微企业”被多次提及。《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目前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和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

　　与上海、浙江、广东等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民企传统较好的地区相比，在曾是“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民企纾困更是面临着挑战。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2015年至2018年连续四年，在每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东北三省的企业加起来只有9~10户，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变化。其中，辽宁最多，能达到6~7户，吉林和黑龙江分别占1~2户。而浙江2018年入围的企业共有93家，其中杭州一市就有36家，广东入围数也达到了60家。可见，东北和江浙、广东等地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梁启东看来，东北民营经济的问题，主要是龙头企业偏少、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创新能力偏弱。

　　新一轮纾困政策出台

　　2018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时表示：“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

　　一个多月后，“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再次出现在民企座谈会上。以座谈会为时间节点，全国各地政府、相关机构相继推出了新一轮民企纾困政策，东北也不例外。

　　去年10月8日，黑龙江省发布的《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力度等8大方面列出了50条措施以支持民企发展。

　　随后，12月8日，辽宁省则发布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推动民营企业由小变大、由大变强，并出台对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奖励措施。

　　接着12月17日，吉林省印发《关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意见》(简称“40条”)，涉及8方面40条举措。吉林省政法机关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财政厅、科技厅、自然资源厅、市场监督管理厅、税务局等部门也结合各自的职能，分别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举措。

　　随后地市一级也纷纷响应。例如，沈阳市在两个月内密集出台了《沈阳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民企34条”)和《沈阳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民企28条”)。

　　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姜有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央召开座谈会之前，沈阳就已经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始筹划民营经济“34条”，正好在会后不久，也就是去年11月25日出台。后来，为了落实座谈会精神，又在一个月后推出了“28条”。

　　《中国新闻周刊》综合比较了这一轮民企政策后发现，各地的政策大同小异，都相继出台了纾困基金和产业基金。只是由于地方财力不同，在支持力度上有所差异。

　　以纾困基金和产业基金为例，吉林省依托省金控集团和央企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吉林产业转型发展基金；辽宁没有在省级层面设立相关基金，只是提出了支持性意见；在沈阳，分别设立了100亿元产业转型发展基金和总规模为100亿元的上市公司纾困基金。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霞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这次东北的政策力度很大，但即便如此，由于浙江、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力度更大，而这些地区的营商环境又优于东北，所以人才和资本还是会倾向于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给银行“下指标”

　　本轮纾困政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重点。

　　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姜有为表示，在东北，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突出，背后的成因很复杂。

　　首先是需求侧的原因，中小企业所处产业层次相对偏低，信用建设水平不高，此外有一些企业资产规模相对不大，可供抵押的资产不多；同时也有供给侧的原因，比如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也认为，融资的关键在于企业信用。东北的诚信环境较差，有些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经营不规范、财务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等问题。甚至有些企业自身都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个别企业的出发点就是钻银行空子。因此，这些企业连银行最低的贷款门槛都达不到。

　　另外，在东北，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中介组织缺乏，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很多企业家的融资意识也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