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中国经济的韧性是自我调整能力

　　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2019年5月，乘着初夏的凉风，“新京报经济智库·思刻”（thinker）栏目问世。“思刻”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现场分享思考、交流观点，从线上到线下，提供思想交汇的节点与空间。5月25日，“思刻”第一场线下活动“和王小鲁回望40年经济改革之路”在京举办。

　　【开栏语】

　　“中国经济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整的。”在近期接受新京报专访时，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个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主要来源于市场。

　　他认为，经济在调整时候，要接受这个现实，给未来的经济回升准备好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使未来经济能够有回升的基础。政府支出重点要从过度投资转向重大民生问题，解决新城镇居民落户问题、社会保障覆盖问题和住房保障问题等。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要回到中性的货币政策。

　　不要一看到投资放慢就惊慌失措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增速回落。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表现会是怎样的？

　　王小鲁：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反映的消费放缓趋势我认为是对的。大体上，现在是处在消费趋缓的过程中。消费为什么趋缓？经济在趋缓，消费当然也会趋缓。只不过，消费的变动可能在经济变动后面，它是一个滞后的变量。如果经济增速降到6%，可能消费增速过一两年才掉到6%或以下。

　　所以，消费趋缓这个现象也很自然，不要大惊小怪。但能够做的是，我们通过积极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使得未来消费回升能够看得到。

　　新京报：认清楚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需要考虑哪些点？如何把握消费所在的位置？

　　王小鲁：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其实主要是若干年来的结构失衡导致的局面。到去年为止，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最近美国公布了新的加征关税方案，计算直接影响的话，从原来10%增加到25%，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也就是0.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它是在中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出现的。

　　总需求不足，过去我们一直采取的对策是用扩张性的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来讲，投资和消费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消费不足，我用扩大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弥补，也能拉动总需求。但是你持续多少年做这个事，会是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在总需求结构中，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比重越来越小。投资扩大了，当年可以拉动总需求，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又增加了总供给，又会导致新的供求失衡。而且投资扩张，实际上会压缩消费。因此投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过去这些年来产能不断扩张，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光靠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等于靠投资去拉动投资，再去拉动投资，这种自我循环是维持不下去的。近几年，投资率有所回落，但仍然远高于正常情况。

　　要使经济恢复增长动力，要求结构恢复平衡，首先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现在总体上是消费不足，导致内需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实际上这几年经济自身在进行自我调整，使投资放慢，这是正常现象，不要一看到投资放慢就惊慌失措，就搞刺激政策。这恰恰会抵消经济自发调整的积极作用，带来更多问题。

　　新京报：这个比例的差距还有多大？

　　王小鲁：我认为，现在投资率还比合理情况高约十个百分点，消费率低十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平均而言，消费率60%多，投资率30%多，这是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过去十几年，投资率从30%多上升到40%多，高的时候差不多50%了。现在又退回来一点，还有40%多。消费率从60%多，最低的时候跌破了50%，现在回升一点还是50%多。跟过去的正常情况相比，还差十个百分点。

　　现在经济在自发进行调整，例如民营企业投资在减速。它已经产能过剩了，你还在刺激它投资？所以经济自发调整，就是市场要求压缩投资，让消费率相对回升。但在这个大形势下，消费增速也会放慢。

　　政府支出重点应从重投资转向民生为重

　　新京报：在讨论中国经济时，目前一些专家学者谈到“中国经济韧性”。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