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简税｜增值税减税：我们还有哪些期待？

　　自2018年，中国正式启动增值税减税改革以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诸多配套减税降费措施，截至目前，最大规模的减税和降费措施都已经实施。增值税降率是最大规模的减税，社保费降率是最期待的降费，此外还包括小微企业减税、企业所得税减税等相关改革。减税降费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一个指标是减少了政府收入。今年4月1日开始的增值税降率，在5月份的数据中开始体现了，首个月就减少了1113亿元的收入。

　　减税降费进一步扩大的空间非常有限，因为减税已经直接体现为政府收入的减少。与以往历次减税政策不同，此次减税力度和规模非常大，不仅反映在政府收入的增速放缓，甚至还能够直接带来收入绝对规模的下降。从今年前5个月的地方收入来看，部分地方的累积收入已经是负增长了，那说明4月和5月的当期收入是“断崖式”下滑了，部分地区虽然能够保持个位数的增长，但是刨除物价因素之后，实际收入也是负增长。

　　继续大幅度降低税率或费率是很难的，但通过逐步完善增值税税制，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减税效应，并且从现代税收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些改革甚至比降低税率更为重要。接下来，我们按照难易程度和时间轴，说说可以期待的增值税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三个目标：中性税制、公平税负和提高征收率。

　　打通金融业的增值税链条

　　我们经常说，增值税有较好的“中性”，在2009年之后，中国的增值税还是消费型增值税，这两者叠加在一起，说的就是增值税具有非常良好的转嫁机制，任何一个环节缴纳的增值税税负，都已经提前从下一个环节代收了。从程序上来说，首先是企业实现了销售，其次是企业做到了代收，最后才是企业实现了代缴。

　　但是，中国现有的增值税税制并不是完美转嫁的，有一些是技术限制，另一些是制度限制，其中以金融业最为典型。在2016年实行“营改增”过程中，金融业纳入了增值税的范围，但是规定金融业的增值税，不得作为下游企业的进项税抵扣。举例来说，A银行向B企业提供了一笔贷款，实现了100万元的利息收入，其中的增值税销项税为5.66万（价内税转为价外税），假设该银行从上游H企业购入设备等的进项税为3万；此时B企业的利息增值税5.66万是不能在其实现销售时进行抵扣，因此B企业不仅承担了A银行2.66万的增值税，还承担了上游H企业的3万增值税。

　　因此，中国的增值税链条在金融业被“断开”了，这当然是出于税收收入的考虑，如果完全打通了金融业的增值税链条，那么金融业的税收就流失了，特别是考虑到金融业高利润的行业特征，企业所得税实施的又是统一的25%税率，无法对这种利润差异进行税收调节。因此，虽然2016年对金融业实施了“营改增”，本质上反而是平移了之前的营业税制，改革的结果是提高了金融业的利润率（因为可以抵扣进项），但对下游行业没有直接影响。

　　打通金融业的抵扣链条，具有三重关键作用。首先，从税制完善角度来说，在金融业这个环节割裂抵扣链条，影响的是全产业链，而不仅是金融业自身，因此打通抵扣链条是受益于整个产业链的。其次，能够快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将金融业纳入进项抵扣，抵扣的部分就是下游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幅度。最后，有利于促进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在现有的金融业增值税范围内，金融业内部的很多交易是免税的，但是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借贷是要交税的，并且还不能抵扣，打通抵扣链条能够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降低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的情形。

　　逐步合并增值税税率档次

　　增值税税率改革至今，税率档次由17%、13%、11%、6%的四档，减少为目前的13%、9%、6%三档，税率并档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每一次税率调整都会牵涉到征收方和缴纳方的成本变化。未来的改革一定会朝向两档税率，其中13%档次下调的空间非常小，因为这会带来税收收入的明显减少，6%档次上调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会造成服务业企业的税负上升；因此，最大的调整方向是取消9%档次，将其并入6%档次，9%档次的行业范围较小，调整税率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也相当较小。

　　税率并档的主要原因，不是企业间税负的不公平。在价税分离的前提下，行业间税负的高低是不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利润的。税率为17%，那就代收17%的销项税，如果调整到13%，则代收13%的销项税。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价税是互动的，所谓的价外税只是会计记账的规则，不是企业的定价行为。但是，即便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税率适应期之后，行业间的税率差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会逐步稳定，此时的税率不再对价格产生影响，行业间的税负不公也就逐步消除了，此时的税率差异不再直接影响企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