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注定是一个“减税年”，减税的内容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既涉及到流转税，也涉及到所得税；既有针对性强的小微企业减税，也有普惠性的基准税率下调；既有税率的下调，也有涉企收费的减少。在4月1日之前，减税降费的重心是“税”，之后则会逐步转移到降费，例如4月3日大幅度下调了涉企的行政性收费和经营性收费，5月1日开始正式启动社保费率的下调。

　　这些政策能否发挥其本质作用，取决于两个关键步骤：一是“落地”，二是“生根”。“落地”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政策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不能在执行中打折扣，或者“明降暗升”“此降彼升”“今降明升”“税降费升”等等诸如此类。关于“落地”过程中的风险，我们会在第5篇专门论述。

　　与“落地”相比，更关键的是要“生根”。减负、减收都不是减税的真正目标，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速开始急速下滑，从2011年的22.6%持续降低至2016年的4.3%，维持了长达5年的下降趋势，虽然2017年开始回调至10.7%，还主要是因为产品价格的上升导致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现象。另外一点值得引起重视的是，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仅有18%，税收占全部政府收入中的份额仅一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18%的税收占比是非常低的，减税会导致税收占比继续下降，从横向对比来看，降低一个非常低的指标是没有道理的，从纵向来看，税收占比已经从2012年开始是逐步下降了。

　　减税的真正目标是经济增长，只有减税带来了经济增长，减税政策才算“生根”。减税激发了经济活力的提升，生产、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就扩大了税基，减税反而不一定要使得政府减收，至少是减收的幅度远低于减税幅度。如果增值税减税能够“生根”，政府、企业、居民都能够从中获益，这将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减税与企业投资

　　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又是由众多的企业叠加的，因此减税与增长的第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减税与企业生产的关系。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在微观层面就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前置条件就是企业投资的增加。企业投资，有可能是单纯地增加几条生产线，以应对突然上升的产品需求，也可能是趁机更新设备，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出能力。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标增加投资，其结果一定是企业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并相应带动上游产业的蓬勃发展。

　　但现实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投资的活跃度在低水平持续徘徊。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11年的25%下滑至2014年的15%，民营企业投资从2013年的27%下滑至2015年的9%，几乎可以认为企业的投资“腰斩”了一大半。正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持续低迷，才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维持了6%-7%的区间。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之前的多次减税政策都是立足于刺激投资。其中，值得重点提及的是两类改革，第一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推开的年份是2009年，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二是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是为了应对2013年的民营投资的“断崖式”下滑，2014年挑选来132个重资产行业，实施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2015年继续增加了281个行业，2018年则实施了力度更大的折旧政策，允许企业购入的500万以下设备一次性折旧，从而加快了企业投资成本的回收速度。

　　此次的增值税减税，严格来说没有直接锚定在刺激投资，但是减税带来的现金流增加，会间接推升企业的投资。民营企业的投资，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研发投资，往往都受制于资金的约束，在自有现金流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从金融部门获得信贷的难度也非常大，因此一些原先应该发生的投资支出，就被搁置了。在增值税减税的过程中，税率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利润，企业的现金流因此而增加，与增值税降税率相伴随的一些其他配套改革，特别是期末留抵退税政策，更是直接奔着企业的现金流去的。

　　减税和企业投资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关系，特别是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更大。在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因为主观或客观因素经营不善，导致负债率过高，此时的减税收益将首先用于降低杠杆率。正是这样的机制，即使是锚定在刺激企业投资的减税政策，短期内也很难完全逆转企业投资。不过，减税的收益帮助这些企业逐步渡过难关，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这些企业的投资也会逐步回升，因此需要对企业投资增长保持长期的耐心。

　　减税与产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