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19年开启了大减税之路，涉及的内容非常多，既有标准的放宽，也有不同税种的配合，还有税和费的同步改革，其中减税力度超乎预期的，还是增值税的减税。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占全国总税收收入的40%，称之为“国税”都不为过。如此重要的一个税种的减税，必将带来深远影响。不过，自1993年中国大范围实施增值税以来，中国的增值税就一直走在减税的路上，让增值税更像“增值税”是这些改革的根本。本文将系统回顾其中最主要的三次减税改革。

　　在经典的税收学原理中，增值税是一个“好”税种。一个好的税种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准则：弹性和效率。弹性是指这个税种不仅仅能够在当期筹集财政收入，还能够与经济发展速度动态匹配，中国历史上不满足弹性准则的税种，最典型的就是针对土地的“田赋”，一旦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农业转移到工商业，这类税种就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财政收入。效率准则是指这个税种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太大的扭曲，例如不会引发资本逃逸、扭曲商品价格、降低劳动投入等等。增值税能够同时满足弹性和效率两个准则，增值税的计税基础是商品的流通价格，经济越活跃，商品价格越高，相应的税基也随之扩大；增值税实行进销项抵扣模式，税负层层转嫁，只要价税能够分离，就不会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也自然就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保持了较好的中性。

　　因此，中国在1993年年底对传统税制进行大改革之时，就将增值税作为改革的核心，反而没有将所得税看得很重要。考虑到税制转变前后的衔接问题，将增值税基准税率设定为17%，税率和税制的模式，还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并没有一步到位。自2004年中国正式开启增值税改革以来，从税制建设角度来说，是走向了一个更加合理的增值税制度，与改革过程相伴随的，是增值税实际税负的逐步下降。

　　2004年：增值税转型

　　1993年之前，地方投资冲动一直是困扰决策层的难题，因此在增值税税制设计时，有意对这种投资过热进行抑制；同时还考虑到新税制的财政筹集能力，一些合理的进项税并没有纳入抵扣范围。因此，从1994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实行的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即不允许企业抵扣其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这会造成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重复征税，固定资产在销售时征收了增值税，下一个环节不允许抵扣，则计入下一个环节的增值税税基，再次征收增值税；二是加大了下游环节的税负，企业出于节税目的，将放缓设备更新的步伐。

　　2004年7月，中国开始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即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也就是允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为了配合振兴东北战略，试点地区选择在东北三省，同时8大行业，这些行业大多数属于重资产行业，因此对增值税转型的需求更大。随后逐步扩围到中部六省、内蒙古，2008年7月覆盖到了汶川地震灾区。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刺激企业的投资，因此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消费型增值税彻底替代了之前的生产型增值税，所有地区所有行业的企业都可以抵扣其固定资产的进项税。

　　这次改革非常成功，至少产生了三重效应：首先是切实减税了，固定资产进项税的抵扣，降低了下游企业的实际税负，虽然我们经常说增值税不是企业税负，但是不能抵扣的增值税一定是企业税负；其次是刺激了投资，增值税转型也意味着企业投资的税收成本下降了，那些亟需更新设备的企业，就会趁机购入固定资产；最后是提升了技术水平，技术水平是内嵌于企业的生产设备，更加先进的生产设备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维持最近十年的中高速增长，都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2012年：增值税扩围

　　除了抵扣限制之外，1993年税制还埋下了一个“隐患”，考虑到服务非常零碎和复杂，当时针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实施了“二元”税制，即制造业收增值税，服务业收营业税。在服务业还相对落后的阶段，这种“二元”税制降低了征纳成本，是一种更加可行的税制设定。营业税与增值税虽然都属于流转税，是针对流通环节的商品或者服务征收的，但是两者的税基完全不同，营业税是以全部销售额为税基，增值税仅仅针对该环节的增加值征收。理论上，如果这两种税制所对应的行业完全相互隔离，随着税价的互动，“二元”税制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